蒙先生从自我超越维度来讲内在超越，不仅主要不是从存有论、而是从功夫论或境界论的角度来讲的，而且是基于他本人提出的哲学理论来讲的，这种理论就是以他的情感哲学来贯通的主体思维与心灵境界理论。

日常语言，尤其是概念式的语言因囿于主客二分，且其本质是在场者的显现，因而未能揭示甚至抹杀了不在场者，并不能使人回归至本真状态中[8]（P196）。就性质而言，语言大体可划分为认识语言（包括科学认识的语言）、功利语言、伦理道德语言、审美语言、宗教语言。

谢林明言：超越现实只靠两条路径：哲学和诗。在他看来，这一交叉点类似几何上的点，虽然不是有点积的实体，但因与具体的个人生命经历紧密相关而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性。所以现实生活中的人呈现出了不同的生存样态。在此，张世英亦延续了康德、王国维对崇高之美的推崇，并将这一崇高之美视为对万物相通之一体的崇敬感[9]（P280）。如前所述，正是这些不在场使得人获得其境界，而这些不在场亦是境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但我们无须悲观，因为人生本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磨炼历程，是不断突破现实有限性的行动过程。第四境界也是最高境界，即为审美境界。于是，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：如果民性不善，则罪在君，而不在民。

（一）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 既然汉武帝自己不满政治现状，承认今阴阳错缪，氛气充塞，群生寡遂，黎民未济，廉耻贸乱，贤不肖浑殽。邦家即国家，指君主权力。但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趋势之下可谓其势不得不然。[6] 朱熹：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，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：《朱子全书》第二十四册，第3587页。

这一点，董仲舒当然不敢表达出来，甚至恐怕根本不可能明确意识到。重以贪暴之吏，刑戮妄加，民愁亡聊，亡逃山林，转为盗贼，赭衣半道，断狱岁以千万数。

例如，他说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，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，所任者非其人，而所繇（由）者非其道，是以政日以仆灭也，这其实是间接地批评现实政治的所任非人、所由非道。……先是，辽东高庙、长陵高园殿灾，仲舒居家推说其意，草稿未上，主父偃候仲舒，私见，嫉之，窃其书而奏焉。三是言灾异者，即作为前述两者之中介的儒家。（4）阴阳与灾异：阴阳缪盭（戾）而妖孽生矣，此灾异所缘而起也。

或夭或寿，或仁或鄙，陶冶而成之，不能粹美，有治乱之所生，故不齐也。这些看法，其实多多少少存在着误解。这是董仲舒的宇宙论：天通过阴阳来孕育、包容、成就万物。知自贵于物，然后知仁谊。

这是直斥今为虐政，几近乎秦始皇以吏为师的暴政。[2]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年。

这是回答江都王刘非的话，因为刘非流露出争霸甚至篡夺之心，董仲舒以仁义加以规谏，希望刘非做一个仁义之君。今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居得致之位，操可致之势，又有能致之资，行高而恩厚，知明而意美，爱民而好士，可谓谊主矣。

1、天道：阴阳 董仲舒论道，有两个层面：一是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，这是天道。尔好利，则民好邪而俗败。在他看来，唯一正确之道就是他所理解和阐述的孔子儒家之道，因此要求弃绝百家：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（二）独尊儒术的评价 儒家的上述政治权能的实现，需要儒学具有一种崇高的地位，这是董仲舒所追求的。就其天人相与之际而论，天是人道之源，圣人法天而立道，君主也应当博爱而布德施仁、设义立礼。这就是说，仁是普遍而无所偏私的爱。

[35] 刘安：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，何宁：《淮南子集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695–697页。夫天地之气，不失其序。

[8] 颜元：《四书正误》卷一，《颜元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163页。阳不得阴之助，亦不能独成岁。

然后据此批判现实：今世废而不脩，亡以化民，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，是以犯法而罪多，一岁之狱以万千数。反对者，如叶适认为既无功利，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[7]，颜元甚至针锋相对地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，明其道而计其功[8]。

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。王者承天意以从事，故任德教而不任刑。就其品质而论，天溥爱而无私，即上文讨论过的博爱，这是儒家仁爱价值的神圣依据。[7] 叶适：《习学记言序目·汉书三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324页。

这是发挥孔子的思想为政以德[20]，并归之于天意。（2）阴阳与民生：阴阳调而风雨时，群生和而万民殖，五谷孰而草木茂，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，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，诸福之物，可致之祥，莫不毕至，而王道终矣。

董仲舒对策所关心的正是公域的问题，即权力与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，所以他强调一体之仁，即强调博爱。又如：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，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。

为政而宜于民者，固当受禄于天……故受天之祐，而享鬼神之灵……例如宣王思昔先王之德，兴滞补弊，明文武之功业，周道粲然复兴，诗人美之而作，上天祐之，为生贤佐，后世称诵，至今不绝，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。因此，董仲舒曾提出限民名田等政策建议。

然而功不加于百姓……这里一个转折词然而极为有力地表明了董仲舒的态度：如果无益于人民，一切丰功伟业都没有意义。这样统一思想，就能达到政治的一统：邪辟之说灭息，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从矣。董仲舒认为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先正王而系万事，见素王之文焉。显然，在董仲舒那里，灾异问题乃是天人之际问题的核心所在，也是理解其思想体系之整体结构的枢纽，因为它同时辐射了董仲舒整个思想的三大板块及其关系：（1）降灾异者是神圣界的超越之天（天乃出灾害、出怪异）。

灾异说的主体是作为天意代言人的儒家。这个权威只能来自外在于世俗界的神圣界，这就是超越（transcendence）观念。

（4）然而天命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，而是天对善政的回报，谓之天祐：治乱废兴在于己，非天降命不可得反。夫已受大，又取小，天不能足，而况人乎。

溥爱即博爱，犹韩愈所说博爱之谓仁[9]。黎靖德编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五，王星贤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8年，第197页。